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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社会跟以前不一样了。

但说来说去，这世道其实还是那个样儿。

20世纪头几十年，西方的那种讲究自由平等的恋爱结婚想法传到了咱们中国。这样一来，好多中国青年就不用再受包办婚姻的束缚了，都想去追求自己心里想要的婚姻。还有的人呢，觉得结婚不是必须的，就开始宣扬不结婚的好处，说要“摆脱家庭，废除婚姻”。

说到中国那个“离开家庭、放弃婚姻”的想法啊，它其实能追溯到挺早的时候，就是1851年那会儿，洪秀全带着大家搞的太平天国运动。

那时候，洪秀全有个大胆的想法，他说全世界的人都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应该平等对待。所以在太平天国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他们搞了个新规矩，就是要废除家庭。他的意思是，天下的男人都是兄弟，天下的女人都是姐妹，男女得分开住，也不用再组成两口子了。家里的东西呢，都得交给国家来管。

你说洪秀全发烧梦到天父那会儿，会不会顺道儿跟天父求了本柏拉图的《理想国》来看看？我看他啊，说不定真读到了书里头说的“财产共有，妻子也共享”那一套。

过了五十年左右，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里头讲到的婚姻看法，其实跟洪秀全的想法挺像的。他觉得啊，佛教里不是说入了空门就是“出家”嘛，那咱们索性连家都不要组建了，多省心。

康有为琢磨出了一套新的婚姻规矩，他说男女要是想处一块儿，那就签个“交友合约”，时间嘛，最长一年，最短也得一个月，以后别叫“夫妇”了。女方也不用守着那些三从四德的老规矩。他们生的孩子，都由公家来养，这些孩子就是“天下的孩子”。等孩子长大了，政府会给他们找工作。

最离奇的事儿是，这些老百姓去世后都得火化，而且火葬场就建在肥料厂边上。有人还编了个顺口溜，大概意思是：“五十年以后，咱们火葬场见，烧得只剩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认不出谁，最后全运到村里当化肥。”

康有为的那个理想国想法可真是太冲了点儿，就连他维新派的小伙伴们也都接受不了。反过来瞧瞧他的学生梁启超，那可就稳重多了，他就只是说不赞成太早结婚，觉得男的三十、女的二十岁结婚才合适。

不过，那个说要改婚姻制度的康有为，他这辈子娶了六个老婆，四个小老婆还是他50岁之后娶的，而且娶进门时她们都不到20岁。康有为这么做，简直就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啊。

康有为那时候的想法，说白了就是瞎扯一通，但奇怪的是，还真有不少人信他。

在湖南那边，有个摩羯座的年轻小伙子，他聊起了自己对婚姻自由的看法。他说啊，谈恋爱这事儿，可不是光为了那点身体上的快活，更重要的是，它还能满足咱们心里的那份高尚追求，还有社交上的那些需要。

他觉得啊，“两口子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得有爱情，其他那些都是次要的”，要不然的话，“结婚这事儿，除了烧水做饭这些像奴隶干的活儿，就只剩下那些低级的身体享受了”。

1919年那会儿，这个小伙子在北京干过一段时间的图书管理活儿，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后，他就回了湖南，开始办起了报纸。

他在一个叫《湖南教育月刊》的杂志上写了篇文章，里面大胆说了个想法，就是要取消家庭：“把好多新家庭凑一块儿，就能搞出个新社会……再把这些新学校、新社会都放到一块儿，就成了个‘新村’。” 这想法，说白了，就像是后来人民公社刚开始时候的样子。

大家伙儿都不知道这位小伙子从康有为的《大同书》里头吸取了多少灵感。有传闻说，在1958年的时候，他去徐水县考察，兜里就揣了两本书，一本是马克思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另一本就是康有为的《大同书》。

五四运动之后啊，不想结婚这股风气一下子就在全国火了起来。到了1920年，《民国日报》它那个副刊《觉悟》可算是走在前头了，弄了个专门聊“取消婚姻制度”的话题板块。

有些追求单身自由的年轻人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纷纷投稿过来。这个专栏呢，陆陆续续发了50多篇文章，真是啥观点都有，跟个大杂烩似的。这里面有些看法，放到现在来看，也挺特立独行的。

哲民的观点是，或许这样一个世界：没有了父子间的等级差异，夫妇之间不再受传统角色的限制，家庭的概念也变得模糊。人们不再仅仅局限于关爱自己的亲人和子女，而是能够更广泛地关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这样的社会，岂不是一种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一个更加和谐、平等且充满爱的社会，怎能不令人期待呢？

这位大哥平时估计被那些老旧的封建规矩整得不轻。

有个叫“翠英”的姑娘，在一篇文章《婚姻到底是咋回事》里头，直白地说新旧婚姻都像是在做买卖。她说，结婚啊，说白了就是“那方面器官”的交易，就是用恋爱当幌子，实际上是为了满足性欲。

这位大姐说话那是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特别有朋克的范儿。

不婚族的朋友们不光在嘴上说得响亮，他们还真的行动起来了。根据《时报》上的报道，南京石坝街有那么15位有钱人家的小姐，她们联手搞了个名叫“不婚团”的民间小团体。

这个团体有个规矩，那就是发誓一辈子不结婚，而且“不能摆那些花里胡哨的样子”，戴的首饰呢，都是越简单越好，这才算跟上潮流。搁现在来说，就是不用那些大牌子的化妆品，也不去追求什么名牌包包。这对男的来说倒是挺省心的，但问题是，人家压根儿就不打算要男的。

那会儿，《时报》上还登了另一件事儿：在江苏江阴的西门外头，有那么一所女校，里面有8个高年级的小姑娘，偷偷摸摸地弄了个“决心不嫁人俱乐部”。

这些女孩子制定了个规矩，“就是要坚定地不结婚，追求一辈子的自由自在”。她们说，入了这个圈子，就得负责劝别人也别嫁人。而且啊，一旦成了会员，就不能去掺和别人的婚礼那些事儿。要是有人偷偷跟男生来往，被发现了，那可就得马上被踢出局。

这事儿让校长给知道了，他立马把那群学生叫了过来，好好训了一顿。校长一脸严肃地说：“男孩子长大了得娶媳妇，女孩子长大了得嫁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谁要是不肯嫁人，那就是看不起自己，连人权都不要了，这也太不爱国了吧。”

这校长真有水平，政治头脑那是一等一的好，居然能把结婚和爱国扯到一块儿。他觉得吧，女人生孩子养孩子那就是天生的使命，能给国家多添点人口。要是女孩子都说不想结婚，那人口不就越来越少了吗？这在他看来，可就是不爱国了。

后来，校长直接把这个“打死不结婚俱乐部”给解散了。

江阴女校那场闹得沸沸扬扬的不婚风潮，最后在校长的强力压制下没了动静。那时候啊，一个女孩子要是想坚持不结婚，还不被人说三道四，那她自身条件得好得不得了才行。

她们心中的榜样，有的是像吴贻芳那样的大人物，她在《联合国宪章》上留过名；有的是林巧稚，她这辈子接生了5万多个小生命，可自己却没结成婚；还有超厉害的吕碧城，那也是个了不起的女性。

吕碧城跟秋瑾一样有名，都是中国近代响当当的女性英雄。到了清朝末年，她跑到《大公报》那儿，开始为妇女的解放摇旗呐喊。她可是中国头一个给报纸写文章的女性，厉害着呢！大家还管她叫“近三百年来最牛的女词人”。不止这些，她以前还给袁世凯当过秘书呢。

吕碧城从小就出名了，特别有才华，整个人都闪闪发光，追求她的人那是一大堆。可你猜怎么着？她这辈子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结婚。

有一次，民国政府那个当过交通部长的叶恭绰，挺客气地跟她说，让她找个好人家嫁了。

吕碧城一听这话，立马胸有成竹地回应道：“要说我这辈子瞧得上眼的男人，像梁启超那样的一代才子，家里都已经有老婆孩子了。再说像汪精卫那样长得帅的小伙，还太年轻。还有那个从日本留学回来当议员的汪荣宝，也早就成家立业了。”

她说：“我追求的不是钱财和家庭背景，而是想在文学界混出个名堂。所以找个合适的伴侣特别难，这儿不成，那儿也不对，错失了好多机会。还好我自己手头有点小钱，吃穿不愁，就只能靠写写文学来打发时间了！”

说白了，她意思就是咱们中国这么大，愣是没一个能让她瞧得上眼的。她自己有钱，结婚这事儿也不稀罕，所以就打算一直单着了。

但是吧，吕碧城那“不结婚”的念头其实并不是打心底里就认定了的。

吕碧城小时候啊，也曾经和人家定过亲。不过呢，她老爸去世后，家里情况就不好了，为了能从亲戚手里把房子要回来，吕碧城没办法，只能找了个男性朋友来帮忙，在中间说和。这事儿被她未婚夫家知道了，人家特别不高兴，说她跟别的男人来往，不像个守规矩的姑娘，立马就提出不跟她结婚了。

这事儿让年轻的吕碧城对婚姻特别失望，心里头留下了老大的阴影。从那以后，她就打定了主意不结婚，一门心思扑在文学和女子教育上。

这么说吧，吕碧城虽然坚持不结婚，但她并不是真的反感婚姻本身。她真正不满的是那种“嫁给谁就得跟着谁，不管是鸡还是狗”，还有“一切都得听爸妈和媒人的”的老一套婚姻规矩。

说起来，还有个女作家跟吕碧城的经历挺像的，她就是萧红。

萧红呢，她是哈尔滨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但你猜怎么着？她小时候过得可不怎么好，老是被家里人骂，有时候还得挨打。

有那么一回，萧红手一滑，把一只杯子给摔碎了，她老爸那火气，简直能吓得人直哆嗦。还有一回呢，萧红调皮捣蛋，拿手指头去捅窗户纸玩，结果被她奶奶直接用针扎得哇哇大哭起来。

萧红从小就被常年的打骂吓得心里慌慌的，性格也变得特别硬气。初中念完后，她因为不满意家里人给安排的婚事，一气之下就跑了出去，一个人来到了哈尔滨。结果钱都用完了，没办法，只能在旅馆住着，还欠下了400多块钱呢。

旅店掌柜放出狠话，说要是萧红还不上那笔钱，他就打算把她卖到那种地方去。

萧红这人吧，特别爱文学，没辙了只能给《国际协报》写信求助。报社的大主编知道了这事儿，就吩咐编辑三郎，让他带上几本书去瞧瞧萧红，还想个法子帮她解决难题。

三郎啊，他其实就是大家后来熟知的萧军。

萧军和萧红偶然碰面，没多久俩人就喜欢上了对方。热恋时，萧红问过萧军：“你说说，你对爱的看法是啥样的？”

萧军直接回答说：“要是爱，就爱到底；要是不爱，那就算了。”萧军这句话，说出了那时候一些思想开放年轻人的爱情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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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很久之前，那种老旧的婚姻规矩和男人种地女人织布的生活方式一直是绑在一起的。可后来呢，随着大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慢慢消失，咱们中国人的婚姻想法也开始变得开放了。

不只是说不想结婚，其实更多的是大家想要追求婚姻自由。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像吕碧城、萧红这样的新女性，她们敢于站出来反抗老一套的婚姻制度。

前面说的那个湖南小伙子，他在一张报纸上分享了自己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

在韶山那个村子，有个18岁的姑娘，姓茅，长得漂亮又机灵，可家里硬要她嫁给一个她从来没见过的笨蛋。这姑娘心里一百个不愿意，一咬牙，就甩掉了那个“未婚夫”，跟着隔壁村一个姓李的小伙子跑了，两人跑到外地，自个儿谈情说爱去了。

没过几天，她家就派人硬是把女儿给拽了回去，狠狠地教训了一顿，然后就把她关在了屋子里，硬逼着她跟那个未婚夫完婚。

邻里们竟然纷纷鼓掌称赞起来。“李大哥讲，这一顿打得太对了，她自作自受，不要脸到家了。王二哥也跟着附和，说早就该打了！他们家出了这么个姑娘，简直让整个家族都跟着丢脸。”

在那个年代的社会环境里，年轻人要是想自个儿选结婚对象，那可得豁出去，甚至不惜拼命。

1930年那会儿，上海统计局弄了个统计，说全上海自杀的事儿有1932件。你猜怎么着？因为感情婚姻闹得自杀，就有852件，占了快一半了，是自杀原因里的头一号。

这也不奇怪，你看鲁迅写的那本《祝福》里头，祥林嫂被绑在船板上，硬是给拉去再找人嫁了。她心里那个不情愿啊，结果在婚礼上，一头就撞上了供桌，给自己脑门子上撞了个老大的疤。

那时候，好多不想结婚的人之所以对结婚感到害怕，说白了就是传统婚姻制度给他们留下了阴影，让他们对以后结婚的日子没了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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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以前那种老旧的婚姻制度，真的是让人摇头。到了1930年，民国政府出了个新招，他们搞了个《民法典》。这可是头一回，在法律上明明白白地说，男女青年才是婚姻的主角。不再像以前那样，爸妈说啥就是啥，或者结婚得看钱多钱少。这个新法律讲的是男女平等，就是要打掉那些父母包办婚姻、还有因为钱财而结婚的老一套。说白了，就是要让大家都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另一半。

上世纪三十年代那会儿，国民党政府搞了个新生活运动，里头就说了，婚礼得搞得简单点儿，别再要彩礼了，那些老一套婚礼上的复杂规矩，也都别再讲究了。

1935年4月份，上海市社会局搞了个挺有意思的集体婚礼活动。婚礼那场面，真是热闹极了，鼓声、乐声响个不停。在《婚礼进行曲》的音乐声中，有57对穿着漂亮礼服的新人，在上海市政府的礼堂里，正式结为了夫妻。

上海市的领导吴铁城站了出来，他亲自说了些祝贺的话，并且还对传统结婚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咱们中国以前的那些结婚规矩，真的是又麻烦又费事儿，结婚得折腾好久，还得花不少钱。你瞅瞅，社会上有很多人，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全砸在这些结婚、葬礼、过生日这些大事上了。”

后来啊，汉口、北京这些地方也赶紧跟上，开始流行起了简单省钱的新式婚礼，简直就是那时候的“裸婚”先河。

在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有个叫潘光旦的教授，他挺好奇为啥年轻人要结婚，于是就搞了个社会学调查，主题就是“大家为啥结婚”。

他列了个找对象的十条标准，简单说说就是：第一条，得看长相和身材；第二条，学历得高，得有文化；第三条，得能干，办事利索；第四条，如果是找另一半，得看对方是不是有母性或父性的那种温暖；第五条，经济能力得过硬，得能养活家；第六条，身世得清白，没啥不良记录；第七条，家里得有点积蓄，别太穷；第八条，性格得好，合得来；第九条，身体得健康，别有啥大病；第十条，性方面得道德，这个很重要。

结果一出来，大家发现，好多接受调查的年轻小伙和姑娘都把“性情”放在了第一位，觉得两个人想法一样、性格对得上，这才是找结婚对象最关键的事儿。

到现在这时候啊，不结婚的人越来越多了。你看咱们国家的结婚率，那是一路往下跌。不过话说回来，为啥不结婚，这背后的原因跟一百年前比起来，那可是大变样了。

现在的社会情况还是老样子。

不过感觉这世道又有些不一样了。

顾鉴塘和顾鸣塘两位大佬写了本书，书名叫《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这本书是商务印书馆在1996年出的。

刘新平写了本书，书名叫《婚姻中国》，是讲咱们中国婚姻那些事儿的。这本书是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时间是2002年。

3．葛浩文写了本《萧红传》，这本书是复旦大学出版社在2011年出的。

4．雷家琼写了篇文章，讲的是民国时期婚姻自主权是咋变的，主要是从代际冲突这个角度来看的。文章发在《民国研究》这个杂志上，是2016年的第一期。

熊培云在2010年第27期的《政府法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挺有意思的，叫《民国时期的“奇怪辩论”：婚姻和家庭该不该取消？》。他在这篇文章里聊到了民国时期的一场特别争论，就是大家伙儿在讨论婚姻和家庭制度到底应不应该被废除。这可是个挺大胆的话题，毕竟婚姻和家庭对咱们来说都挺重要的。但那时候的有些人啊，就有不一样的看法。他们觉得婚姻和家庭可能会限制个人的自由，所以提出了废除的观点。当然啦，也有人坚决反对，觉得婚姻和家庭是社会的基石，不能轻易动摇。熊培云呢，就把这场争论给记录下来了。他让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于婚姻和家庭的不同理解和思考。这文章一读啊，你就能感觉到那时候的社会风气和思想碰撞，真是挺有意思的。

6．马芳写了篇文章，讲的是民国时候的婚姻自由这事儿，发在《商品与质量》杂志上，时间是2011年的一个特别期，叫S2期。

7．《纽约时报》说了这么一件事：《中国经济和家庭因结婚率下滑而变样》，《对外传播》杂志在2017年第四期也提到了这事儿。

#百家说史迎新春#